「每次有人問怎麼能這麼『犧牲奉獻』，我都會嚇得半死，」顧玉玲邊說邊擺手搖頭，表情誠惶誠恐，「在社運工作裡，我學習的遠比我付出的多很多很多，我是獲利者。」她語氣堅定地說，只是她口中的「利」，可能跟絕大多數人都不同。
一名斷手工人，原先一直將手插在口袋裡，懷抱著羞恥感，不願被看見，但來到工傷協會後，在集體工作中獲得了力量，「我看到他最後在記者會上，高舉自己的斷手、讓新聞聚焦，把它變做武器，最後爭取到職災法令的修改。那是不溯既往的，他們並不會因此得到補償，但他們的行動，卻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，從中我看到他們找回了人賴以維生的某種尊嚴⋯⋯那種力量太大了！」
這是顧玉玲金光閃閃的「獲利」中，其中一件珍貴的收藏。
舊俄小說的啟蒙 第一代社運工作者誕生
顧玉玲，從小在嘉南平原長大的文藝少女，爸爸是高中老師，母系親族則都是在市場擺攤的小商販，她的生命經驗裡沒有工人、農人，即便出身農村，也是一直到了大學後，才透過參與農民運動，回身過來探問自己的家鄉。這樣的她是如何走上一路向左的人生？
小時候常去嘉義公園旁的圖書館借書，裡頭藏有許多如屠格涅夫、杜斯妥也夫斯基等舊俄時代的小說，談農奴、講戰爭，洋溢著人道主義精神，那是小小顧玉玲培養文學夢想的資糧，然而浸淫在那些故事中，她不只獲得文學上的啟發，也開啟了另一種看世界的方式。
「那時候雖然是一知半解，但從文學的滋養裡，看見了各種複雜面，也看到知識分子的軟弱，對我來說也許是最早的啟蒙⋯⋯想知道人在條件匱乏下，可以有多少改變跟選擇的可能性。」
幼時種下的種子，後來在時代灌溉下蓬勃生長。顧玉玲的大學時期，正好碰上政治犯特赦、台灣解嚴等事件，民間活力四起，學運、婦運、環保運動、原民運動⋯⋯百花齊放，也有許多自主性的非營利組織成立。原本的文藝少女，在社會整體氛圍的餵養下，成為了第一代專職的社運工作者。
大學畢業後，顧玉玲進入工會工作。草創時期，年輕的組織者也自我組織起來，開不完的集體會議，相互打氣與鞭策，沒有現成的方法論，只能自己摸石子過河。在熱情與好奇心的驅使下，顧玉玲走進現場，與工人們打成一片，下班後去阿公店一起吃有粉味的宵夜，又或者到鉛字廠，看僅國小畢業的師傅十分鐘就撿出一篇社論，當然，更多時候是與他們一起，站上工運抗爭的第一線。
三十年社運工作的領悟 反抗是永遠的現在進行式
工人運動，十打九輸，其間有數不盡的挫敗、不甘與眼淚，但超越這些、走過三十個年頭，讓她堅持的動力是什麼？
一開始顧玉玲也曾困惑，因為剛踏入運動時，總懷抱著「很快就要革命」、「要成功了」等想法，結果現實是絕大多數工作，是在算工人加班費是五十元還一百元、校對場的燈光是不是太暗該調亮幾度，這類雞毛蒜皮的小事，「後來我理解，這就是他們最切身的事。」
社運組織工作不是永遠在打仗，走過上街頭、砸雞蛋、烈士犧牲的年代，顧玉玲說，真正好的運動，應該讓所有人在日常生活都有所警覺、保有反抗的精神。
「如果每個人都學習，在生活、勞動裡頭，在家庭、鄰里間，關注公共事務，以行動進行改變，而非自滿於現況——像是很多學生會說『台灣已經民主化了』，我聽了都很驚駭，因為他們用的是完成式！如果我們已經覺得很好了，就不會知道要去反抗，但每一個世代都有他們要面對的、當代的難題，以及要努力對抗的東西啊，這種反對運動是永遠的現在進行式。」
跟著台灣社運，從熱情激昂到務實多元，從義憤填膺，到學會耐煩與等待。一個訴求、一場運動、一個理想，動輒五年、十年，甚至是一輩子的時間，顧玉玲的身份儘管輾轉經歷許多角色，參與實踐的方式也有多次轉變，但她始終朝著實現公理和正義的方向。
《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》 邀請報導寫作者談「我們」的故事
2008 年，她忠實地記錄下幾位菲律賓移工在台灣的故事，出版了第一本著作《我們：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》，用一種從沒想過的方式，實現了幼年時期文藝小少女的夢想，獲得了第九屆的台北文學獎年金首獎，不僅為當時捉襟見肘的移工權益運動挹注資金，也開啟她報導文學寫作的生涯，如今已在台北藝術大學任教多年，開設非虛構寫作等課程。
這一次與鏡好聽共同製作全新 Podcast《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》，邀請了不同領域的報導寫作者、行動者來對談，或許可以說，這是顧玉玲在這個聲音的時代，嘗試的另一種新的行動路徑。
「我跟製作人說，這個節目好像一個自肥方案，跟喜歡的作家、談喜歡的作品，能夠有藉口深聊，怎麼這麼好啊！」她滿臉笑意地說，每每錄音完都洋溢著愉快感。
這一次邀請來的十位寫作者，關注的議題非常不同，光是身份別就有移工、原住民、無國籍的人，或是不同處境，如戰地、冤獄、白色恐怖的受害者等等。她坦言，最初蒐集名單時並沒有多想，與來賓們也幾乎都不認識，「但巧妙的是，這些寫作者們，幾乎都在採訪、提問與書寫的過程裡頭，更多地投身進行動之中。」
像是《沒口之河》的作者黃瀚嶢，從一開始知本濕地的生態踏查，到最後與當地居民一起投入反抗光電的運動；寫作《拉流斗霸》的高俊宏，原先只是一名熱愛登山的藝術家，後來由於了解大豹溪流域泰雅族的故事，而開始尋找大豹社的後代，集結起來成為文化行動；《移工怎麼都在直播》的江婉琦，因為與外籍勞工的互動，反身尋找自己母親遷移與勞動的經驗；寫作《激進1949》的年輕學者陳柏謙，從採訪在白色恐怖下入獄的郵電工人，反省到自己成長於解嚴後的一代，真的理解民主嗎⋯⋯
「若不是因為這些議題，勾動自己自身的生命，不會有後來這些行動。」顧玉玲談著這些受訪者，同時說的也是自己。她始終堅信弱勢者要為自己發言，終有一天外籍移工也會開始書寫自己的故事，這也是為什麼顧玉玲在最初十幾年時間難以書寫，直到四十歲才出第一本書，因為她認為不該為他們代言，「但作為運動者，這些我所經歷的，也都是我自己的生命，所以我的第一本書叫做《我們》。當這些事不是外於『我』的議題，那驅動我的就不是正義感，是因為這就是我的事——與這次訪問的寫作者們一樣，我們不只寫他者的故事，而是那根本就是『我』的故事。」
邀請你收聽《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》，聆聽書寫者筆下的他們，以及書寫者自己的生命故事，鬆動我們認識的邊界、對世界多一點想像，想像公理和正義實現的可能。美好社會也許不一定馬上兌現，但行動與改變可以現在就開始。
立即追蹤關注「每日鏡好聽」，每週二更新《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》
▹ 𝗔𝗽𝗽𝗹𝗲 𝗣𝗼𝗱𝗰𝗮𝘀𝘁：https://apple.co/3PJZ4Qt
▹ 鏡好聽：https://bit.ly/3ERCMG1
▹ 𝗦𝗽𝗼𝘁𝗶𝗳𝘆：https://spoti.fi/3PNaNxP
